自十三届“青歌赛”开赛以来，综合素质评委余秋雨先生便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次点评、点评时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中的每一个概念，乃至每一次点评时的态度均成了讨论的话题。这本没什么坏处，人们讨论他、关注他，说明这位学者型作家深受民众爱戴。但据笔者观察，某些民众的“爱戴”似乎有些过了头。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收看“青歌赛”的观众其实就是看余秋雨先生的点评，人们将每天十五次的点评当作一个微型课堂、一部浓缩版的百科全书。观众眼巴巴地盼着先生多讲一些知识，先生也了解观众的想法，所以每次点评时尽量向题目的周边延伸，以便拓展观众的认知空间、普及必要的社会常识。但碍于节目时间的限制，在“青歌赛”后几期的直播中，没有给先生足够的点评时间，因此某些时候不得不微笑着说“没有点评”。这本是一句很正常的话，可一些好事之徒却将此话歪解为“余秋雨发飙”、“余秋雨闹情绪”，并兴致勃勃地制造了一系列诸如“余秋雨要退出青歌赛”的谣言。 我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这种无聊的行为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中国的普通人好像习惯于围攻任何一个时代的佼佼者，从王安石、鲁迅，到巴金、余秋雨，政治的风暴刚刚过去甚至还未过去，文化界的苍蝇们便喊着号子向这些突出的人物撞来！在如何一个社会体系中，突出往往意味着麻烦、意味着危险，王安石的“奇思妙想”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鲁迅的勇气让他的名字长期写在敌人的“黑名单”上。他们的优秀似乎注定了他们要被迫害、被摧残、被诽谤，人们一方面爱他们、需要他们，一方面却拿着放大镜找他们的麻烦，直到他们沉默了、放弃了、离开了，这种摧残才会结束。 一个新时代永远需要伟人去开创和维持，当代中国的文化界尤其如此。文化界原本是社会的后花园，是美和心灵的补给站，那么多干瘪的灵魂急需被填充、那么多枯涩的眼眸需要被滋润、那么多迷失的人群需要被拯救……但很多受惠者总是在被拯救的过程中一齐将施救者折磨得惨不忍睹…… 悲哉，中国式摧残！

我想这些文字应该是我至今写出的最“难”的一篇文章。说它“难”，并不是因为我选取的素材难以驾驭，也不是因为我要描写的东西多么庞大；相反，它们既无形又无状，无处不在又处处都在，以至于被很多人毫不吝惜地挥霍掉了——它们是“孪生兄弟”：时间--空间。 简单看来，它们是两个互补的概念，一个是“抽象概念”，一个是“具象概念”，完全可以相辅相成。不错，它们原本是一个一体化的概念，但由于多种极其“复杂”的原因，我们很容易将其割裂，使人生变得失调。我耳闻过一些长寿老人的故事，他（她）们在具象意义上占了很大的客观时间比重，而抽象意义上所占的主观比重却少之又少。他（她）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未曾走出过生活的村镇、城市，所以他（她）们在生命比重上的严重失衡注定了其生命的苍白。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深挖下去，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似乎永远不可能有一个让所有人满足的结论，所以我们姑且先将它们放一放，以便把另一个问题搞清楚：这种失衡是怎样产生的？失衡总是某一方面极度缺失的强烈反应，而这一比重的失衡即是传统认知的后遗症。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前是一个鸟笼式的民族，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时间的长度和广度均远远超过空间的长度和广度。很多人在长长的生命过程中不懂得也不肯开拓自身的生命空间，一个工厂、一个职称、一个专业就是好多人的全部生命空间和生命意义，这种认知系统一旦建立，其存在的意义只不过是户籍薄上那个已被定格了的两位或三位的数字！ 我喜欢将空间比做一套杯子，将时间比做盛在杯中的水。假如水多杯少，水便无法实现存在的终极价值；假如杯多水少，多余的杯子也失去了预定价值。有了水，杯子固然得以被填充，但填进去的水若没有足够的“矿物质”，杯子和水便一起报废了。 杯子和水本来都藏有无限的潜在价值，空间也可分成诸多层面，可我们实在太奢侈，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可供浪费。在空间上，“足不出户”的人敢于以一种俯瞰全球的口气谈天说地；在时间上，“少不更事”的人敢于以一种看破红尘的态度指桑骂槐！有太多的人本可以用太多的时间及空间去创造一切、改变一切，却不假思索地将时间及空间用在了无谓的消耗中，而消耗的结果往往是时间、空间双方面的“无痛”损失。

我相信所有看到这个标题的人都会茫然于“蜕变”在本文中的根本意义，所以姑且先给诸君交个底：此“蜕变”决非彼“蜕变”，而只是一枚处于蜕变阶段的“蝶蛹”对自身的剖析性观察罢了。蜕变，是指蛹变蚕的过程，其本身并无任何思想意义。不过，既然视其为“过程”，人们就有必要瞧瞧过程后面的“结果”，尔后将看到、想到的东西发酵成文字了。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蝶蛹和蛇之类的低级动物才需要“蜕变”，殊不知，真正需要蜕变的恰恰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人的生存和成长就是由无数次可视和不可视的“蜕变”组成的，所有人都是在这一次次“蜕变”中被教育和被赤化的，而掩藏在蜕变背后的弊端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不可否认，人类初级阶段的思维“蜕变”是只有利没有弊的，它使这个芜杂的世界呈现出了无穷的奥秘，而奥秘正是开启人生探索及创造之门的第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一张短途车票，车的终点是生命中首个“中转站”——青（少）年时代，几乎所有人都要换乘另一辆名为“入世”的车，急匆匆地赶往下一个“中转站”——那里和前方，还有一段段更特别的旅程恭候着大家…… 这类永无休止的旅程很容易与“身心俱疲”划上等号，所以用隔三差五的蜕变作为自我护卫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所处的小天地被油头粉面之士霸占着，“奉承”便成了默认的“生存之道”；因为“世界太坏我太善”，“成熟”便成了必要的“立世之基”；因为刚刚撩起的社会门帘刚好映现了丑恶的那一厘米，毫无道理的愤世嫉俗便成了“众生常态”！蜕变后留下的空壳成为了最具杀伤力的隐形匕首，一双双梦游人的手疯狂地舞动着，割伤了自己，也割伤了一切无辜的人。 血的教训都是惨痛的，但为什么那滩从人性深处渗出的血却得以逃过公共认知的眼睛？是色盲症，还是意识麻木？

中国是礼仪之邦，讲究的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谁家有了红白之事，都会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亲朋好友；亲朋好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为的是给自己和东家一点脸面。但是时过境迁，这种维持了几百年的交往模式的本质却突然有了一次大变革，变得让被通知的那一方心中疙疙瘩瘩的——这是我近来听Q君讲一件关于婚礼邀请的小事后产生的感受。邀请者G君和Q君完全是萍水相逢，而且交往的时间仅有数月之久，只见过三次面。 G君买过Q君的日常用品，Q君买过G君经营的一件衣服，这样便稀里糊涂地成了“朋友”。尽管是“朋友”，她们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往来。而就在这样的基础上，G君居然邀请Q君参加其女的婚礼，被Q君婉言拒绝。 在我看来，此事看似属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实为功利化时代的并发症，是对利的病态式追求导致的必然现象。任何一个逻辑正常的人都有对财富的本能性渴望，并会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尽量以各种形式实现对财富的占有；而在五花八门的占有形式中，又以当代的“满月酒”、“周岁席”为最。为了那可亲可爱的“老头票”，可以将任意一个不是请客理由的理由变成请客的理由、可以将任意一个不需要大排筵宴的小事搞成轰轰烈烈的大场面！这就要看谁认识的人多、谁的脸皮厚了。 要想赚，先得看，甭管是七大姑还是八大姨，只要电话本上留下的号码，通通都要拨个遍——号码都是钱耙子，每一个号码就是一份礼金；号码都是钱耙子，不管那电话能不能打通……如果撒下去的某把“耙子”恰巧“耙”到了一块半块的“大洋”，那算东家的“计划外收入”，正好补了空余的席位；如果赶上背运，没“耙”到“大洋”，也只能暗地里埋怨两句Q君这类“不给面子”的人了。 不能否认，人与人的交往都是有一定的目的，人们耗费精力、财力铺设的“人脉”也是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一旦被错误地使用、被用来牟取超出常理界限的利益，就会立即锈蚀，成为一块以钱耙子形态堆放在社会角落的废铜烂铁。

自十三届“青歌赛”开赛以来，综合素质评委余秋雨先生便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次点评、点评时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中的每一个概念，乃至每一次点评时的态度均成了讨论的话题。这本没什么坏处，人们讨论他、关注他，说明这位学者型作家深受民众爱戴。但据笔者观察，某些民众的“爱戴”似乎有些过了头。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收看“青歌赛”的观众其实就是看余秋雨先生的点评，人们将每天十五次的点评当作一个微型课堂、一部浓缩版的百科全书。观众眼巴巴地盼着先生多讲一些知识，先生也了解观众的想法，所以每次点评时尽量向题目的周边延伸，以便拓展观众的认知空间、普及必要的社会常识。但碍于节目时间的限制，在“青歌赛”后几期的直播中，没有给先生足够的点评时间，因此某些时候不得不微笑着说“没有点评”。 这本是一句很正常的话，可一些好事之徒却将此话歪解为“余秋雨发飙”、“余秋雨闹情绪”，并兴致勃勃地制造了一系列诸如“余秋雨要退出青歌赛”的谣言。我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这种无聊的行为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中国的普通人好像习惯于围攻如何一个时代的佼佼者，从王安石、鲁迅，到巴金、余秋雨，政治的风暴刚刚过去甚至还未过去，文化界的苍蝇们便喊着号子向这些突出的人物撞来！在如何一个社会体系中，突出往往意味着麻烦、意味着危险，王安石的“奇思妙想”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鲁迅的勇气让他的名字长期写在敌人的“黑名单”上。他们的优秀似乎注定了他们要被迫害、被摧残、被诽谤，人们一方面爱他们、需要他们，一方面却拿着放大镜找他们的麻烦，直到他们沉默了、放弃了、离开了，这种摧残才会结束。 一个新时代永远需要伟人去开创和维持，当代中国的文化界尤其如此。文化界原本是社会的后花园，是美和心灵的补给站，那么多干瘪的灵魂急需被填充、那么多枯涩的眼眸需要被滋润、那么多迷失的人群需要被拯救……但很多受惠者总是在被拯救的过程中一齐将施救者折磨得惨不忍睹……悲哉，中国式摧残！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过去，在除夕前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不论何人，相见时的“开场白”定是一堆用蜜汁儿腌出来的吉祥话。尽管它听起来未免冗长、客套了些，但那可全是发自肺腑的祝福。不过事物总不免要变化，在忙碌、浮躁的当代社会，谁还可能、还情愿像个磕头虫似的用肢体逐一拜年？于是，短信拜年这一“快捷方式”便应运而生了。如果你在除夕这天开着手机，可得小心那些五花八门的贺岁、拜年短信挤爆你的手机。这些短信大都不是发信人亲自写的，它们出自一批短信玩家，玩家运用社会流行语、俏皮话，编成几条文采参差、内容相仿的拜年短信，发给一小部分人。我们没必要关注这一小部分人姓字名谁，而只需瞪大眼睛将下面的动作瞧仔细了-----张三觉得这短信满不错，且想到亲自编短信既费时又劳神，所以拇指一动，他人编的短信便以张三的名义转发给了李四；李四麻木地读了短信后，又把张三的动作和想法复制了一遍，这条短信遂到了王五的手机里……这样转一圈下来，就出现一个滑稽的现象：一个人的思维成果可以被无数人无偿使用无数次，说不定最后那条短信还能“信归原主” 。 这些短信虽然内容各异，但有三个共同特点，即空、贫、装，而这三个特点又可细分为苍白、牙碜、无聊！不信？自己瞧吧------鼠年到齐欢笑送你八鼠乐逍遥：鼠你幸福鼠你美满鼠你健康鼠你好看鼠你有才鼠你能干鼠你好运（不是我不用标点，而是发信人将标点“省略”了）怎么样，这一通“鼠”下来快咳嗽了吧？我且不说发信人的祝福真诚与否，单就这文字常识来讲，便能划入白丁群体了。 我相信很多收到此类短信的人都会一笑了之，有些短信可能还未来得及看就被泛滥的新短信顶出去了；我更相信绝大多数发信人的动机并非要有针对性地祝福谁，而是出于一种禁锢性“礼节”的无奈而为之、随意而为之。拜年既非也非目的，只要短信发出去了，就等于完成“任务”了！……可是，当朋友、亲人已成为精神累赘、当祝福、问候已成为固定“任务”，我们的友谊和亲情也就迅速贬值了。　　

近来，“独处”这个流行语的出现频率特高，我虽然不喜欢和那些稀奇古怪的流行语搅在一起，不过“独处”这个词听起来倒是个满有“雅趣”、值得花点时间琢磨琢磨的新玩意儿。 有人说，“独处”就是在工作、学习之余挤出些时间自己单独待一会儿；如有兴趣，听点儿什么或喝点儿什么也行。这是我听过的最普遍的解释，但如果再往细处想想，“独处”的意义和作用又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它的意义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应该以我们的内心去衡量。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很多人——包括学生——的肩上都无奈地担起了过重的担子；这些人——包括你我——有的要为前程愁、有的要为生计忙，这样愁来愁去、忙来忙去，无济于事不说，还将自己鼓捣成了一个炸药包——于是，本该恬恬淡淡的心丧失了原有的宁静，好多人的心情全穿上了“别理我，烦着呢”的“情绪背心”。 “宁静”看似是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其实它离我们很近、很近，近得触手可及！有时，它只是心无旁骛、平心静气地做一件自己真正喜欢，而非别人逼你做的事；有时，它只是怀着一颗纯粹的童心去欣赏一会儿绚丽的晚霞，轻轻地闭上眼睛，感受从归鸟的翅膀间滑过的一缕微风；有时，它只是放松、认真地欣赏一支曲子，让心都融入到那或激昂、或低沉的旋律中，在情感的天地里寻找属于生命的“共鸣点”；有时…… 由此不难看出，生命的核心价值即“质”和“量”的问题！肉体的生存就是一个大的“量”，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是可触摸的“实体”；心灵的宁静就像未经雕琢、打磨的天然“玉石”一样，是一笔潜在的财富。假如这“石头”是一块外貌平平、质地糟糕的“石头”，它的全部内涵仅是一块硕大、冰凉的“石头”——此为量；但如果它是一块难得一见的玉石，那么它便价值连城，成为稀世之宝。一块普通的“石头”通过能工巧匠的打磨，也有可能具有“质”的价值；一块天然的“玉石”如果落在不识货的人的手上，它只能以平庸的形式畏畏缩缩地存在着。很多“玉石”，并非藏在某条河谷，而是藏在每个人的心中。

我喜欢书，准确地说是喜欢“益智”型的书。所谓“益智”型，就是对我的成长、我的明天、我的学习有帮助的书，而非那些糟粕、八卦型的烂书；这其中，首屈一指的要算《读者》了。 《读者》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本杂志的概念，它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位重要“导师”，是我思想和写作的导航标，让我无数次暗叹：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写文章、这样去思考！而《读者》的精华部分就是《言论》了。 《言论》是个满有意思的栏目。它不同于《读者》的其它栏目，没有华丽的辞藻、巨大的篇幅，只有只言片语，让人在会心一笑或凝眉思索间若有所悟、若有所感、若有所获。言论，其实就是“社会声音的浓缩版”，它包含了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言行谈吐，大到国家领导人、学者，小到街头小贩、打工仔，均有可能成为《言论》的主角，成为我们的启迪者。这些言论长的有百字，短的多则十余字，少则三、四字；无论长短，都是那么透彻、那么具有洞察力。 既然是“社会声音的浓缩版”，便免不了带点“愤世嫉俗”的味道，让你在静观世间百态的同时，也享受一下思考的乐趣。这些“愤世嫉俗”的言论往往以“热门话题”为题材，包括当红教授、大片、保险、民生、理财等诸多方面，比如今年第4期的《言论》中就有这样一句感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我猜发出此番感叹的人一定是一位超级股民，并且是把从牙缝里攒下的银子全部扔进了股市。他（她）一定用泛着绿光的眼睛天天盯着那条牵系着“身家性命”的红线，象虔诚的教徒一样祈祷大盘突破五千大关……而最终当亲爱的中石油变成“几多愁”后，可怜巴巴的股民能做的也只有握着轻飘飘的申购单制造点于事无补的言论了……这，或许便是“小人物”的无奈吧。

我站在孤寂的十字路口看忙碌的行人用脚步掩盖着一个未被发现的黑洞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在一片秋叶上留下足迹，那么轻易，便玷污了一个季节的童话！不，这里没有童话，就像黑暗里没有光明这里是谎言的天堂，无数饥饿的蝙蝠会将一切真诚吞噬，只有那些还未龟裂的躯壳仍做着欢腾的幻梦。一粒粗糙的沙，湮没了一只蚂蚁最后的记忆，它拖着疲累的身躯，告别了死在那片叶子上的秋天秋天，在蚂蚁渐行渐远的背影中，变成一枚活着的标本，秋天没有忧伤，那忧伤早已消磨在远行前的话别中！

那天读《古今中外朦胧诗鉴赏辞典》附录，觉得很有意思，便将一点小发现、感悟记录了下来。这个附录其实就是一个浓缩版的“诗人简介”，不管诗人们生前多么出众、多么伟大，文献只需一段几百字的叙述便完全囊括了其一生的经历、一生的荣辱。每篇简介的开头都千篇一律地写着“伟大诗人”、“伟大文学家”等头衔，似乎他们一生的思考、一生的思想成就只值这么一个轻飘飘的名词！不过虽然他们的一生被后人简化了，但有一种值得思考的东西却让我发现了一件比被后人浓缩生平更悲哀的怪事—— 粗粗浏览这些简历便不难发现，所有伟大的诗人们都是政坛的败将，轻者被降职，重者被流放，残暴的君主、腐朽的政治体制注定了他们的思想得不到顶级政治的容忍和认同——所以才会有李商隐的《锦瑟》，有了那种只能借助男女之情表达的政治希冀，有了那种由希望衍生出的焦灼。但是李商隐毕竟还有发展的希望，而杜牧、杜甫以及太多失败的政客却只能在悲苦的情绪中独自品着一杯苦酒，却又品不出李白的那种豪放、那种豁达——所以政治的魔爪完全揉碎了他们——包括后代的苏东坡、柳永——的心…… 古代的诗人都绕不开政治，科举考试让他们崭露头角，同时也把他们推向了深渊！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围绕政治写的，而政治又给了那些可敬的诗人们以巨大的心灵创伤；一旦仕途出了问题，他们的精神便没有了支柱，余下的几首诗或词也不过是几滴伤心、徒劳的眼泪罢了。既是政客又是诗人的他们，也许注定是一枚被苦难风干的标本。